在家乡，高粱属于小众庄稼，不是成片种植的，所以也就没有茂密的高粱地，没有绚烂的“云蒸霞蔚”，更没有电影《红高粱》里那厚实的“掩体”。

往往，高粱还是和玉米合种的，或者说，高粱是种在玉米地里的。玉米在畦，高粱在埂。玉米和高粱，天生的一对，地养的一双。一个略低，一个略高；一个粗犷，一个秀气；一个挺拔健壮，一个亭亭玉立。如果让高粱与花生合种，相差就太大了，一个像踩高跷，一个像“三寸丁”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花生也会被压得透不过气来。

玉米和高粱的幼苗，模样差不多，需仔细分辨才能分清。玉米叶宽，高粱叶窄；玉米叶颜色深，高粱叶颜色浅。它们长着长着，就分出了高下，直至长成，则一目了然。一个缀着白盔缨，一个留着红辫穗。高粱穗太沉了，沉甸甸的高粱穗压得高粱弯下了腰，仿佛在感谢大地母亲的养育之恩。

小时候，水果很少，除了土生土长的梨和西瓜，就只有高粱了。高粱秸是甜的，吃起来像甘蔗。母亲说，高粱是庄稼，不能随便折。我才不管，既然都是吃的，当水果吃和当粮食吃又有什么区别？想着母亲这话说不通，就偷偷溜到地里，折上一根，跑到没人处，扯开皮，嚼着瓤，满嘴香甜，甚是满足，当“水果”吃可比当粮食吃好吃多了。有时候，不小心划破了手，往伤口上敷点儿土，装作没事人似的，回了家，心里依旧甜。

秋天收获季，所有的庄稼次第成熟。鼓鼓囊囊的玉米撑得张开了“嘴”，露出了整齐的“牙齿”；藏在土里的胖花生极不安生，拱得泥土裂开了一道道小细缝；毛茸茸的黄豆荚像小铃铛，在风中哗啦啦地响。高粱也成熟了，腰弯得愈发深，沉甸甸的“红辫穗”几乎要亲吻到了“白盔缨”了。母亲用剪刀在离高粱穗一米左右处，将高粱秆剪断。留在地里的这段秸秆光滑顺溜，留作他用。高粱穗运回家后，一部分码在向阳的屋檐上，一部分立在显眼的窗台上。人们喜欢喜庆的红色，在屋前挂着红灯笼，贴着红对联，晾着红辣椒，备着红蜡烛，而红高粱也是红色队伍中的一员。红彤彤的高粱把像一束束燃烧的火炬，将朴实的农家小院照耀得红红火火，喜气洋洋。

父亲将剩下的高粱秸秆用镰刀割断拉回家，晒干后截取近两米长的段子编成粮栈子。栈子立于屋顶，装玉米，囤花生，大有用处。冬天，天地苍茫，万物寂寥，灰黑得如同一幅水墨画，只有屋顶上高高的粮栈和袅袅升腾的炊烟，才为这幅画卷添上最有诗意的一笔。

小时候，大米很贵，一家人很难吃上一顿白花花的大米饭。打下高粱米后，母亲就会做一锅香喷喷的高粱饭来改善一下粗茶淡饭的生活。高粱饭虽不及大米饭精细，但一样能让我体味到满足和幸福。高粱米黏性较大，可与江米媲美，母亲就用高粱米替代江米，在过年时蒸年糕，端午时包粽子。年糕和粽子里嵌进大红枣、红豆，好看又好吃，香香甜甜，软软糯糯，成为儿时美好的记忆之一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本就不多见的高粱，如今彻底从故乡的视野里消失了。每每回乡，我再也见不到夕阳下红彤彤的高粱穗了，再也望不见屋顶上高高的粮栈了，再也尝不到香喷喷的高粱饭了。关于高粱的美好记忆，都只能存储在记忆的酒窖里，供我慢慢品咂。